劉文西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美術史上是最具代表性的主流美術的傑出畫家。他一以貫之地按照毛澤東《在延安 上的講話》精神，深入黃土高原農民群眾的生活之中，以現實主義精神塑造陝北農民的藝術形象，表現戰爭年代的革命領袖毛澤東在陝北的英雄業績，而且在藝術上達到了相當的高度，被稱為“黃土畫派”的帶頭人。很少有人像他那樣堅定和執著，無論是“文革”前他初到陝西的日子，還是“文革”中那災難的歲月，或是現代新潮派衝擊中國美術的風雲之時，他都不曾改變自己選定的藝術信仰。就像他始終選擇穿戴五六十年代的中山裝、幹部幅那樣，假如他換上西裝或披上袈裟，倒顯得滑稽起來。他在新中國成立以後本來是最具共性審美特色的畫家，因為許多人改變或調整了藝術觀念，他的持之以恒反而成為個性特征。就像在那服飾千姿百態的人群中惟有他著中山裝那樣，他寧肯這樣光榮地孤立著，也不隨波逐流。1964年的水墨人物畫《祖孫四代》是劉文西藝術的至高點，也是他的代表作。他在該畫中，以粗樸有力的筆墨塑造了黃土地上四代人的群像，並以巧妙的構思寓意了四代人同土地的關係以及他們之間的關係，成為當時最具創新意識和時代感的作品之一。它的意義對於劉文西是重要的，對於整個當代人物畫史都是重要的。當蔣兆和等老一輩畫家已經完成了創立直麵人生的現代人物畫的使命，也同時推動了深入農村生活的條件時，繼續拓展中國人物畫的重任必然地落在了新一代畫家的身上。劉文西通過《祖孫四代》這樣的力作證實了水墨人物畫在當代應有的前途，也標誌著60年代初的人物畫所達到的水準。 在《祖孫四代》前後，劉文西還創作了《毛主席和牧羊人》、《同歡共樂》、《知心話》、《溝裏人》、《山姑娘》、《東方》、《石頭娃》等一係列重要作品，或素描，或工筆，或半工半簡，體現了他堅實的造型能力和對中國畫多種藝術語言的把握。那些以農民為題材的作品，形象樸實、生動，或直接就是生活中的原型。居陝40年來，他50多次赴農村生活，積累有兩萬張速寫，蔡若虹稱讚他“創造了畫家深入農村的新紀錄”，“他是一個少有的富翁，因為他手裏掌握著一個農民形象的倉庫”。如果說這些收藏的形象屬於自然信息的話，有待於在創作中升華為藝術信息，但自然信息自身的直錄性和生動性也有其不能取代的藝術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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